在电影营销从业者兼剧本杀作者迦南看来，《扬名立万》的整个结构和叙事，其实就是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的经典构架，但因为现在剧本杀越来越红了，从小众娱乐方式变成更为大众接受的娱乐，所以大家看到电影会立刻联想到剧本杀。 “从营销的角度，能更快触及观众，剧本杀电影这个说法能让观众一下子get这部电影是什么。”据《扬名立万》的营销方透露，电影并没有在营销时刻意突出剧本杀这个点，但观众们看到电影中陆老板拿着案件档案给大家、在暗杀现场找灵感的桥段，会很容易联想到剧本杀中dm（即剧本杀游戏中的主持人）给玩家们发剧本、大家一起推理的过程。 导演刘循子墨则在新浪电影的直播中表示，当初创作《扬名立万》时，剧本杀并没有像如今这么火爆，他们只是把剧本会讨论的形式放进了电影中。那么，如果一部电影本身就被称为“剧本杀电影”，是否说明它能被改编成一个不错的剧本杀？ 据了解，目前《扬名立万》也准备上线剧本杀版本，但在很多剧本杀从业者看来，的悬疑电影，并不具备直接改编成剧本杀的条件。首先，剧本杀不可能照搬原作故事，否则已经看过电影的受众就失去了玩剧本杀的乐趣； 其次，电影即使努力做到群像人物的平衡，也会有相对而言的主角，比如《扬名立万》主要是以尹正所饰演的角色的视角展开叙事，但剧本杀讲究的是给所有参与者同样的体验，每个参与者都是C位，不能有边缘人物。 而影视IP改编成剧本杀，还有一个的问题是，原作中的正面人物难以成为凶手，性格也基本定了型，剧本杀作者很难进行天马行空地再创作。所以，剧本杀的IP本，基本可以理解为原影视的同人创作。剧本杀《大鱼海棠》的作者安妮告诉娱理工作室，电影版权方对于剧本杀的故事也会有不少限制。剧本杀复盘答案 “我本来想写上下部，把椿、湫、鲲作为时间节点，来写他们的上一辈的故事以及他们之后发生的故事，但后来被否了。”因为《大鱼海棠》的版权方较多，所以在实际创作中，为了避免版权上的问题，安妮的剧本杀作品只是用了电影里的六个人物，但故事完全是原创，同时她会在剧本杀里填上电影中的一些留白部分，让玩家在剧本杀里找到答案，感受到剧本杀与原作的彩蛋式联动。 除了创作上的限制，绝大多数IP本也笼罩在原作的阴影中。不少IP本都因为质量平平，和原作给观众带来的体验感相去甚远，而在市场遇冷。剧本杀交易平台小黑探显示，《刺杀小说家》的同名剧本杀仅卖出了95套，有买家在交易平台留言认为，这是一部为了IP而IP的作品。剧本杀从业者们对于影视IP改编本，可谓又恨又爱。 尽管此前IP本的市场表现不佳，但每次在剧本杀展会，店家们仍然会对IP本表现出更大的兴趣。IP本的一大优势就是自带流量，更容易打开市场。安妮透露，当时她在展会宣发《大鱼海棠》的时候，一个晚上就拉满了大概三、四个意向群，店家们都很愿意上车测试本子的质量，但如果是发原创本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拉到这么多人。 剧本杀店主小可透露，《大鱼海棠》在她的店卖得不错，很多影迷都愿意来玩，配上电影bgm再加上dm的演绎，玩家们还是能获得不错的沉浸体验。另一方面，作者们也愿意在热门IP上试试机会，拿改编权的过程可谓内卷。比如有的热门影视剧的版权方会要求各个剧本杀工作室写大纲，要通过比稿才能获得改编权。 臭猴子工作室合伙人范江浩表示，现在剧本杀从业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尽早进行和影视IP的影游联动，他此前就有和2022年春节档影片《超能一家人》谈过改编剧本杀的合作意向。在范江浩看来，剧本杀从业者虽然愿意尝试影视IP，但并不会一味迷信IP。 首先，并不是所有影视作品都能被成为IP，比如未上映的电影，市场前景难以预估，就只是一部院线作品而已，即使是票房爆款，也不一定就适合转化成剧本杀作品；而一些票房一般的院线电影，其改编的剧本杀也难以借得电影的东风，比如《盛夏未来》的剧本杀和电影同期上映，电影票房不到4亿元，剧本杀在小黑探上的销量则是35套。

海德格尔曾写到，“打字机是一片没有标记的云彩”，“使人手丧失了本质地位，而人类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种剥离”。随着媒介的泛滥，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“剥离”，感受到线下课堂与线上教学，现场演唱会与直播演唱会之间的差异。智能手机的普及更让虚拟世界的通道变得“信手拈来”，数字的幽灵无时不在，这不仅使我们能“脱离”身体传递信息，并形成了一种主动或被动的“依赖”。我们被“不真实”的文字、影像所淹没，身体仿佛成为一个不知如何安置的“多余物”，与之相应的是，人被“简化”成信息。剧本杀复盘解析剧透测评真相答案凶手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对当下的很多年轻人而言，剧本杀可能是他们说话多的时候，也可能是他们远离手机久的时候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年轻人对具身交流的渴望，渴望暂时“摆脱”作为传播中介的机器，而不愿一直做赛博空间的“幽灵”。在凯瑟琳·海勒看来，“身体还是幽灵”的选择背后是信息与物质性的关系变化。电子媒介不断突破物质载体的限制，延续数千年的“形态”被迅速取代，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存续感到“担忧”。起初的焦虑来自打字机对手的剥离，但海德格尔也解释打字机并不是真正的机器，而是一个“过渡性”产品。更大的焦虑来自计算机对“在场”的剥离——人是否能被首先理解为“一套信息程序”？在此背景下，曾经人们试图“克服”的身体，似乎成为一个重要且不容退让的“界线”，作为某种“生命”的确证。回到剧本杀，“在场”对交流的意义已无需多言。值得追问的是，就像打字机是工具与机器之间的过渡产品，剧本杀是否也可能是一种“中间态”？如果元宇宙在技术上更加成熟，能够“虚拟”身体，让人真正地“忘我”，或者人与机器充分结合，成为“赛博格”，那么“身体在场”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些相关的问题，值得研究者继续追问和探究。